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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趕中國,長遠可期,短期無望

2020-01-20 10:32 來源:公眾號“我也不知道哇”

摘要:硅谷的技術、中國的模式、全球的資本,都在涌入印度。印度民營企業巨頭和本土創業精英也紛紛淌入數字經濟的洪流。

2018年冬天,我跟斯坦福大學商學院二十幾位同學一起,在孟買和班加羅爾進行了為期十天的參訪,時隔一年,終于提筆,與大家分享我印度之行的收獲。

在我去印度的幾個月前,我的一位印度同學到中國參訪了兩周。她說,去中國前,她以為印度比中國落后四五年,去之后,她意識到差距得有十年。基于我此行的認知,我覺得她還是太樂觀了。

沒去印度前,我想象中,印度和中國都是泱泱大國,都是高速發展的經濟體,都有充沛的廉價勞動力,都有巨大的內需市場,所以印度與中國的發展水平就是幾年的時差問題。然而,盡管我在印度短短十天的認知必然不全面和有偏頗,已然足以顛覆我之前的看法。

01

印度和中國除了都是人口大國,其他方面差異太大了。最大的差距在于基礎設施,包括能源水電、交通、衛生系統,以及對未來發展極為重要的數字基礎設施(Digital Infrastructure)。

基礎設施的落后在印度當前政體和社會環境下很難快速改善,將嚴重阻礙印度經濟發展的潛力。

以交通為例。印度對鐵路交通依賴程度很高。亞洲第一大貧民窟達拉維旁邊就是一個鐵路運輸樞紐,對達拉維發展成10億美元的體量起到重要作用。

然而印度的鐵路系統還是一百年前英國殖民時代的遺產。鐵軌長度不短(6.6萬公里,世界第四長),但是更新緩慢,疏于維護(鐵軌常被垃圾淹沒,被尿液腐蝕,年久失修),技術嚴重滯后,造成事故多發,火車速度慢,常晚點。殖民時代由不同私營公司鋪設的鐵軌有四種制式,至今仍未統一,導致需要頻繁換車,進一步拉低了效率。

2500萬人口的孟買只有一條地鐵線路(應該算城鐵吧,很多軌道在地上而不是地下),2014年才通車,另有兩條地鐵線在建。

我在孟買看到的地鐵車廂都沒有門(不知道是根本沒有門,還是門永遠敞開著),很多人掛在門口,車進站還沒停穩,乘客就跳上跳下。

我問印度同學,車廂看起來并不擁擠,他們為什么掛在門邊,而且行駛的列車為什么不關門?同學說:“我也不清楚,可能是涼快、拉風吧。”

只有一條地鐵線路的孟買,市內交通的壓力主要在馬路上。孟買同向雙車道的馬路已經算是主干道,汽車、人力拖車、行人,還有動物,神奇地交織在一起,不堵車才是怪事。

沒有找統計數據證實,我在印度那些天的體驗是,班加羅爾的交通擁堵比孟買還要嚴重。市內一個小時的參訪活動,往返路上需要四個小時。不僅浪費時間降低效率,還因為交通時間的不可預測性,增加了商業活動成本。

我們到訪時,印度頭部電商Flipkart正在為提高全國物流配送的效率大傷腦筋。糟糕的交通基礎設施帶來的效率損耗,不是互聯網公司的科技可以彌補的。

02

印度的數字基礎設施同樣薄弱。

我們拜訪的移動打車平臺Ola的負責人說,創業初期,核實一位Ola司機的身份需要花一個月時間。司機駕照由各地方政府頒發,很多是手填的,根本沒有官方的線上數據庫可查,需要通過書信、電話等方式到各個地方政府查詢,效率太低。在激烈競爭的市場環境下,只能妥協,后來就只查司機的指紋,確認這個身份對應著一個真人即可,也沒有途徑查詢司機的犯罪記錄。

在沒有Aadhaar全民數字身份信息平臺之前,很多印度人從生到死連身份記錄都沒有。有身份記錄的,檔案也通常保存在其出生的村子里,不可隨身攜帶,沒有電子化,不能異地查詢。而且各地的公民身份信息沒有標準化格式。印度電子政務普及率很低,各邦各地分治,沒有全國聯網。

據Aadhaar負責人介紹,因為難以核實公民身份,印度政府每年用于醫療、就業、食品等的社保補貼,20%-40%會被冒領(duplicate and ghost),損失占到GDP的1%。

Aadhaar由印度政府主導建成,歷時八年在全印度進行地毯式的普查,采集了12億人的基本信息數據,包括虹膜和指紋等生物特征識別數據,并為每個人建立一個12位數字的公民身份賬號。

Aadhaar可以為網約車、電商、在線支付、銀行業等提供極大便利,但2018年印度最高法院裁定私人企業使用Aadhaar數據違憲。印度財政部、印度儲備銀行、身份認證管理局、印度國家支付公司等一直在協商探討,是否允許非銀金融機構接入使用Aadhaar系統數據。

我在印度時,恰好讀到《經濟時報》(the Economic Times)2018年12月21日整版文章討論此事,稱由于此禁令,銀行業和互聯網金融公司每位顧客背景調查的開支將上升五倍,并引用一名互聯網金融創業者的話說,其公司收入因此直接損失了30%,曾經依靠Aadhaar數據幾秒鐘可以在線完成的簽名審核現在需要10-15天。

03

基礎設施的落后,跟印度的政體、種族文化、社會結構等密切相關。

「政治體制」

印度號稱是最大的民主國家。不過世間沒有完美之事。我一路無數次聽到印度人把各種問題都歸咎于政府官員的官僚和腐敗(言論自由大大的有,但是感覺他們也沒有解決腐敗頑疾的藥方)。

孟買滿大街是觸目驚心的垃圾,我問印度同學,印度勞動力這么便宜,政府為什么不雇傭清潔人員,保持市容整潔呢?回答是政府太官僚太腐敗了,他們不作為。

我在貧民窟達拉維看到張貼著當地政客的競選海報時,問當地人的看法,聽到的回答是,這不過是作秀,這些政客靠花錢賄賂百姓買選票,上了臺要拼命斂財連本帶利撈回來,而百姓也有他們的招兒,雞呀糧食呀小恩小惠照收不誤,投票時到底投了誰的票只有自己知道;又說投誰其實都差不多,反正都是官僚和腐敗。

另一方面,印度是聯邦制政體,中央政府沒有足夠的權威和資源做大型基礎設施的規劃和建設。

莫迪上臺后,通過廢鈔和稅制改革等一系列動作,對打擊腐敗、加強中央集權起到一定作用,但是印度各邦分治力量強大,加上民族語言宗教等的巨大地區差異,中央政府很難做全國的頂層戰略設計和統一高效實施。

中國式的高鐵工程,在印度政體下不可能發生。莫迪2014年提出了高鐵計劃,2017年印度第一條高速鐵路開工。然而沒過多久就擱淺,因為印度土地私有,加上地方政治復雜,農民暴力抗議,征地難度非常大。

在印度邦一級,執政黨和在野黨的政治斗爭提高了商業投資面臨的不確定性風險。

2008年,塔塔集團有意在西孟加拉邦設廠生產Nano汽車,當時該邦的執政黨認為這是增加就業機會、刺激經濟增長的長期利好的事情,承諾給予塔塔很優惠的貸款、稅收等政策條件,并積極幫忙征地。但是,沒能與部分農民達成征地協議。由于該邦次年即將大選,反對黨印度國大黨抓住這個機會拼命搞事情,煽動農民暴力活動,放火燒毀了塔塔已經建好的廠房等設施,最終迫使塔塔放棄已經投入的數十億美金投資,離開西孟加拉邦,重新選址。

土地私有、公私合營、政治斗爭、地方保護主義等因素,使印度的基礎設施建設步履維艱。

「語言文化」

印度有一百多個民族,數百種語言,上千種方言。官方語言就有22種,其中印地語和英語是聯邦級官方語言,其他是邦級官方語言。全國約40%的人會講印地語,20%的人會講英語。我們一行中有四位印度同學,他們各自的母語都不同,靠英語交流。

印度不僅是人種博物館、語言博物館,還是宗教博物館。不同種族、語言、宗教文化的人,有著多元的消費需求。

Ola說,他們的APP有十幾種語言版本,印度的科技創業公司APP大多在首發時就提供多種語言版本。亞洲最大的衛星電視臺STAR一再向我們強調印度多語言多文化的獨特性,STAR針對印度不同語言的受眾要制作完全不同的內容,而不只是增加字幕翻譯和配音。

從這個角度看,印度雖然人口眾多,但并不像中國一樣是個相對統一的大市場。

多種族、多語言、多宗教對印度的影響不僅是需求多元化和市場碎片化,更深刻影響著這個國家的統一凝聚力。美國也是個多民族國家,但是美國是個強大的文化熔爐,有美國憲法、美國精神,而英語也將移民都變成美國人。而印度社會則松散很多,也很難講清楚印度精神、文化內核到底是什么。缺乏大一統的歸屬感和向心力,全國性的戰略規劃在地方頻頻受阻,大型基礎設施建設難以跨邦開展。

「種姓制度」

三千多年前,雅利安人開始南下進入到印度河流域,打敗了土著的達羅毗荼人,逐步稱霸印度北方。但是雅利安人數量少,為了維持統治,把人劃分成幾個階層管理,逐漸形成了種姓制度,并通過宗教讓低種姓的人服服帖帖地認命受壓迫,寄希望于下輩子投個好胎。

種姓由高到低分為:婆羅門、剎帝利、吠舍、首陀羅。

婆羅門是最高種姓,自詡是神的代言人,擔任祭司。剎帝利是武士和官吏階層,管理國家軍事和行政事務。吠舍是平民種姓,主體是小工商業者和農民。首陀羅是低種姓,做重體力勞動和奴仆,幾乎都是非雅利安人。

此外,還有一個“不配”進入種姓體系的賤民階層——達利特,被認為是低賤骯臟的、不可接觸的,從事掏糞、背尸、屠宰等污穢之事。我在印度街頭看到提著鞋子光著腳走路的人,印度同學告訴我,他們一定是達利特。

種姓制度最主要的限制在于婚配和職業兩方面,不同種姓的人世世代代被割裂封閉在不同的圈層中,讓階層流動成為不可能。

在當今的印度,表面上看,種姓的影響力日益式微,從膚色、姓氏、職業,都不能準確判斷出所屬種姓,詢問種姓是絕對的政治不正確。印度憲法禁止基于種姓的歧視。為保障低種姓的政治和受教育權力,議會、政府機構、公立學校都給首陀羅和達利特保留一定比例的名額。

但是,現實生活中,種姓制度根植于印度宗教文化幾千年,其無孔不入的影響力不是一夜之間可以消除的。

種姓觀念在當今印度社會最主要的體現在婚姻方面。雖然越來越多開明家庭接受跨種姓的婚姻,財力和種姓仍是雙方家族最看重的因素。特別是高種姓的女子不可以嫁給低種姓的男子,此種婚姻被家族反對引發的人間悲劇仍不時在印度上演,播下仇恨的種子。

教育是如今低種姓跨越階層改變命運相對最可行的途徑,越來越多的低種姓家庭認識到送孩子上學的重要性。但是,低種姓的人,特別是達利特,有可能自慚形穢或者被歧視排擠(尤其在農村和偏遠地區),不敢跟高種姓的孩子一起去上學。他們世代做著最底層的工作,目不識丁,在現代社會仍然無力改變自身的經濟狀況和社會地位。

政治上,低種姓出身某種意義上成為一些政客獲取底層選票的政治工具。印度的民主制度保障了一人一票的投票權,達利特約占印度人口的16%,是不可忽視的政治力量。然而,種姓出身與政治選舉的結合,更加劇了印度社會的割裂。

另外,種姓制度的“天命”思想,讓特權階層坐享其成,不思進取;讓被壓迫階層,逆來順受,卑微認命。這必然會束縛印度社會的奮斗精神和創造能力。

04

近幾年,隨著中國移動互聯網增長放緩,資本和創業者紛紛把目光投向了印度,希冀通過復制硅谷或中國模式,假以三五年的耐心,就可以再造印度版的騰訊和阿里巴巴。

我的印度之行結論是,長遠可期待,短期不樂觀。不差錢有耐心的深口袋可以放點錢慢慢等,小玩家建議謹慎入場,不妨多觀察些時日。

首先,低消費能力限制了市場規模,且市場呈現碎片化。

雖然印度有超過13億人口,然而貧富差距巨大,窮人太多,實際消費能力有限。

便宜是剛需,從印度手機市場的格局可見一斑。功能機在印度還有很大市場。印度電信管理局發布的數據顯示,2017年印度65%的手機用戶使用功能機。IDC和Counterpoint數據都顯示,2018年印度功能機銷量持續增長,而智能手機銷售開始疲軟。

印度智能手機市場,據IDC最新數據,2019年第三季度,第一品牌小米的市場份額是27.1%,vivo和OPPO合計占到27%。我了解到,vivo和OPPO在印度市場的品牌定位低于小米,走中低端路線。小米主打極致性價比。而在美國和中國市場廣受追捧的蘋果手機,在印度的市場占有率是1%。不是產品不好,實在是高攀不起。

除了低收入水平和低消費能力帶來的市場規模局限,雪上加霜的是,由于種族、語言、文化、宗教多樣性,導致印度市場嚴重碎片化,為商業活動帶來額外的成本和挑戰。單從互聯網產品的網絡效應(Network Effect)來說,在印度就缺少在中國和美國的優勢。

外資日化巨頭印度斯坦聯合利華的CEO說,他們把印度市場劃分為14個區域,每個區域都單獨制定商業戰略。

我們在印度看到一個有趣的現象,即印度創業公司出海,并不是在國內市場份額穩定后謀求全球擴張。主要原因是國內市場規模有限,增長乏力,不足以撐起其虛高的估值和高額融資,融了這么多錢,只能往海外擴張。出海首選有語言優勢的英語國家。例如,移動打車平臺Ola已經進入澳大利亞和英國市場。尚未盈利的教育科技頭部公司Byju’s2018年12月完成4億美元的新一輪融資,即宣布向英國、美國和澳大利亞等海外市場擴張。

第二,創業生態尚不成熟,整體處于早期階段。

與硅谷一線風投基金Accel印度辦公室的合伙人及印度本土私募投資人交流獲知,印度早期風險投資市場被五六家外國美元基金壟斷,B輪和C輪投資人缺失(沒有接盤俠),D輪后進場的投資人通常目標明確,快進快出,謀求短期獲利。早期投資人需要有足夠的耐心,容忍被投企業長期虧損,退出遙遙無期。

印度本土高凈值人群,天使和風險投資的參與感很弱。印度政府設立了15億美元的科技創新母基金,而這與中國地方政府的引導基金相比,體量微不足道。

移動支付還不夠成熟和普及,給移動互聯網創業帶來挑戰。印度很多人沒有銀行賬戶,現金使用習慣非常強大。Ola和頭部電商Flipkart,創業首先要解決的是如何收錢的問題。他們都接受現金結算。Ola司機收了乘客現金車費再跟平臺分成。Flipkart的快遞小哥很重要的任務就是送貨時一手收錢一手交貨。

跟中國創業者的前仆后繼相比,印度創業氛圍尚不夠濃厚。也許某種程度上受當地宗教文化和社會結構的影響,感覺印度人比較安于現狀。印度優秀的大學畢業生最理想的工作是進聯合利華這種傳統大外企。

總體而言,我認為印度科技創業整體還處于數字化(go digital)的早期階段。我們在印度參訪期間,不管是頭部創業公司,還是風投基金,沒有任何人提到大數據,更別說人工智能。Ola在開發電動車,尚未考慮自動駕駛。

第三,人才流失嚴重,職業女性缺失。

大量精英離開了印度。曾有在硅谷創業的印度人跟我開玩笑說,印度夢就是到美國去。我在美國讀書時的印度同學沒有人回印度,全部都千方百計留在美國。

為什么印度裔職業經理人能夠稱霸硅谷大廠,而中國人做不到?對這個問題已經有很多討論,我補充一個解釋:因為印度一流的人才選擇留在美國,而中國一流的人才選擇更加多元。越來越多的中國留學生回國發展,不管是加入大平臺還是自己創業,中國能夠提供的事業發展機遇,是現階段的印度無法相比的。

還有很重要的一點是,印度女性在職場的缺失。印度官方2019年6月發布的勞動力調查報告顯示,印度婦女勞動參與率進一步下滑至23.3%,位列全球倒數第十。我在印度見到的女性職場人主要是在班加羅爾的互聯網公司。在孟買很少見到女性員工,就連酒店和餐廳服務員也是被男性壟斷的就業機會。

我有一位女性印度同學之前在外企巨頭印度斯坦聯合利華工作。她說如果加班到晚上7點之后,從安全角度考慮,公司會派保安護送女性員工回家。一方面,我對聯合利華豎大拇指,另一方面又對印度女性的生存環境感到悲哀。聯合利華有這個意識和實力做到這一點,而印度絕大多數企業會把這看做是額外付出的雇傭成本,事實上會影響女性的就業機會。

印度女性在職場的缺失,從生育、教育和婚嫁歧視就已經種下根源。并非一朝一夕能夠改變。而缺失了女性的生產力、智慧和領導力,對小到企業發展,大到國家經濟,都是極大的損失。

05

挑戰中總是孕育著機遇。長遠來看,印度數字經濟發展的未來可期。

1. 經濟增長的大背景下,整體消費能力提升。

據硅谷風投基金Accel印度辦公室提供的數據,預計到2025年印度就業人口將達到2.54億,是2015年的1.6倍;消費階層(Consuming Class)的總收入這十年間會翻3.4倍,達到2.7萬億美元。這意味著印度內需市場的消費能力會有大幅提升。

2. 龐大底層人群進入移動互聯網時代,創造了消費人口紅利。

印度首富安巴尼的信實集團旗下的Reliance Jio2016年橫空出世,開展4G網絡業務,以斥巨資自建生態系統、免費和超低價策略,迅速完成下沉市場的數字啟蒙,使印度數億窮人提前成為移動互聯網的使用者和消費者。

Jio將印度4G數據流量價格降到全世界最低,免費提供4G手機(約20美元押金三年后全額退還),免費為用戶提供覆蓋生活和娛樂方方面面的APP服務及內容,培養用戶網絡使用習慣,引發了印度前所未有的4G數據流量消費激增。

至2019年6月Jio成立不到3年時間,用戶數達到3.313億。印度已經成為全世界移動互聯網數據流量消耗最大的國家。這對印度市場的創業者和風險投資人來說,無疑是重大利好。

3. 海外精英回流苗頭出現,軟件業人才得以發展。

印度人撐起了硅谷大廠的半邊天,這其實也是一種潛在的優勢,意味著硅谷和印度的信息渠道是暢通的。當印度國內進入機遇期時,部分美國名校和科技大廠培訓出來的人才,會帶著硅谷的最新技術和商業信息,以及風險投資,回到印度創業。

我印度此行見到的創業者和投資人,大多數畢業于印度頂尖名校IIT(印度理工學院,號稱錄取率低于麻省理工學院),并且有海外留學背景,或曾在亞馬遜、谷歌工作。他們看到了印度數字經濟發展的潛力,是精英回歸的先行者,只是人數還太少,尚不足以撐起一個繁榮的創投環境。

我們拜訪總部位于班加羅爾的移動廣告平臺InMobi時,恍如邁進了谷歌的大門。裝修風格、辦公氛圍像極了硅谷的科技公司。體育休閑設施處處可見。我們停留的兩個小時里,不斷有餐車出沒,廚師推著小車現場制作美食,我們跟員工一起享用了冰淇淋、爆米花,以及各種油炸噴香的印度傳統美食。這里也是我見到印度女性員工最多的地方。InMobi的創始人Naveen Tewari畢業于哈佛商學院,是歸國創業的印度精英的一個代表。

班加羅爾一千萬人口中,兩百萬是軟件工程師,還有約一百萬是科研人員。他們中的很多,身在班加羅爾,卻為美國的公司做著軟件外包工作,與硅谷的碼農保持著技術同步。這樣的人才結構,讓我看到了這個印度硅谷的發展潛力。

硅谷的技術、中國的模式、全球的資本,都在涌入印度。印度民營企業巨頭和本土創業精英也紛紛淌入數字經濟的洪流。我滿懷好奇,再過五年,在印度市場,本土科技公司和外國巨頭,會形成什么樣的割據?

作者簡介:段小蕾,畢業于斯坦福商學院、杜克大學、清華大學。曾任科技創業公司CEO、知名華語媒體的主持人,也曾在國際組織和政府機構工作,具有跨文化、跨行業的教育和職業經歷。對世界充滿好奇,相信科技推動社會進步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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