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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公司的隕落與一個時代的結束

2020-01-16 10:20 來源:東方財經雜志

摘要:WeWork的失敗,給市場留下了警訊,這些警訊是跨越企業、跨越行業,甚至跨越相當長的一段時間的。

2019年已經走入歷史,這一年美股迭創新高,標普500指數漲近30%,蘋果、特斯拉等明星股票爭奇斗艷,誰為最佳?近日,雅虎財經發表了一篇文章,稱年度最佳美股公司很難評判。但2019年度最差公司的頭銜,這兩家公司當之無愧:波音和“共享辦公”公司WeWork。這兩家公司是難兄難弟,“榮登”大牛市中的大熊股,大贏局中的大輸家。

難兄難弟,哪個更糟?

波音公司的故事大家已經耳熟能詳。這是一個飛機墜毀引發的故事。2018年10月29日,獅航610航班(波音737MAX8型客機)在印尼墜毀,機上189名乘客與機組人員全部罹難。2019年3月10日,另一架來自埃塞俄比亞航空公司的波音737?MAX客機墜毀,造成157人死亡。從那以后,波音陸續流出了管理不善和監管不足的傳言,動搖了國際航空界對波音和美國聯邦航空管理局(FAA)的信任,最終導致這款飛機在全球范圍內停飛。12月16日,在各方的巨大壓力下,波音宣布停產737?MAX?。

可以說,這是波音公司有史以來最嚴重的人道災難與公關災難。順理成章,波音股票也成為2019年表現最差的大盤股之一,自3月1日以來下跌了逾24%。

但值得波音欣慰的是,華爾街分析師仍公開看好波音,認為一旦737?MAX回歸天空,2020年波音的股價將出現兩位數的反彈。沒有一位分析師建議賣出該公司股票,只是下調了目標價,原因很簡單,波音飛機的歷史紀錄、技術儲備擺在那里,不是一兩次空難就能抹平的。

但另外一家公司的故事就完全不同了。WeWork公司在短短幾個月時間里,經歷了從天堂到地獄的鮮活體驗,從英雄到狗熊的角色轉變。這不僅是一家“共享”明星公司的黯然隕落,一位“投資之神”走下神壇,最重要的是,預示著一個“非理性投資”時代結束。?

這家總部位于紐約的公司成立于2010年。當時,金融危機已經開始蔓延,大批失業人員紛紛轉向自雇傭。這導致辦公樓的整租成本大幅下降,而分租辦公間的需求大幅增加。一次偶然的機會,創始人亞當·諾依曼發現將租用的辦公室分割裝修后重新出租有利可圖,就和自己的合伙人一起創辦了WeWork,專門為創業公司、企業家和自由職業者提供服務。創業者可以在WeWork只租一間辦公室,就能享受到便利的網絡、打印、會議室等服務,共享辦公比獨立租辦公樓節省約30%到40%的費用。其盈利模式是:以市場價租賃和開發商業地產物業,然后以更高價格租給那些初創公司和自由職業者。目前它在全球29個國家和地區有528個辦公場所,是全球最大的共享辦公企業。

一個辦公場地出租者,并不足以成為吸引投資者的賣點。WeWork把自己塑造成一個“創業者社區”,為租戶營建一個社交網絡,提供很多傳統辦公場所沒有的社交服務。2018年,WeWork發布WeWork?Family,稱要為世界上1.5億孤兒建一個家。WeWork還為辦公室租戶提供WeLive公寓租賃服務,而諾依曼對此解釋是:這能解決全球孤獨和自殺上升問題。

WeWork還盡量往科技公司上靠。WeWorK開發了一套高效的數據決策系統Powered?by?We。從工作規劃到房間分配,WeWork用機器分析而非人工猜測。從2018年到2019年,Powered?by?We服務營收增長6360萬美元,占全部營收增長的8.2%。

2019年4月底,WeWork母公司The?We?Company宣布已向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SEC)提交IPO文件。WeWork估值為470億美元,如果上市成功,將成為2019年最大的IPO。

上市之前見光死,硬傷還是盈利能力

WeWork把自己打扮成一個用互聯網技術驅動的高科技企業。但事實上,其商業模式無非還是“低價租入、高價租出”。盡管WeWork一再宣稱與傳統的辦公租賃企業不同,不自己建房,是一家輕資產企業,但其租入房產所需要的投入也是巨大的,而且隨著高速擴張,便宜的辦公樓越來越少,租金的支出越來越高,還會面臨更多的不確定性,例如,房主的臨時加價、臨時毀約等。

因此,WeWork的硬傷是盈利模式有問題,而且有可能越擴張虧損越大。招股書顯示,從2016年到2019年,WeWork營收從4.36億美元增長到15.35億美元,經營性虧損也從3.94億美元擴大到13.69億美元。在短短的三年時間里,不論營收還是虧損增加將近4倍,令人咋舌。

質疑的聲音也隨之而起。紐約大學教授加洛韋8月份在《商業內幕》(Business?Insider)發表文章,稱對WeWork的估值是一種幻覺,他表示:“任何支持該股估值超過100億美元的股票分析師要么是在撒謊、要么就是太愚蠢,或者兩者都是。”加洛韋還指出,即便是在科技界,WeWork的估值也過高。作為電子商業巨頭,亞馬遜的交易價值也僅是其收入的4倍。

華裔總統候選人楊安澤也加入了批評陣營。8月21日他在推特上寫道:“我支持加洛韋的觀點,WeWork的估值太荒謬了。如果他們是一家科技公司,那么快遞公司UPS也是。UPS的估值是其收入的1.4倍,而不是26倍。”?

果然,泡沫很快被戳破,IPO之路成為其隕落之路。8月14日WeWork向SEC提交了上市申請,當招股書首次將這家公司的各種信息公諸于世時,大家才發現,這家估值巨大的公司事實上深陷虧損泥潭且缺乏可盈利的商業模式。

華爾街的分析師們毫不客氣,將WeWork的估值從470億美元下調到了250億美元,幾乎腰斬。此后又進一步調整至150億美元,而一些評級機構則更是將其信用等級下調至垃圾級。在外界的壓力下,諾依曼不得不辭去首席執行官一職,公司又傳出裁員1/3的消息。9月,WeWork正式宣布撤回上市申請,IPO之路戛然而止。WeWork從遞交招股書之前的470億美元下跌至不足80億美元,估值只剩17%。福布斯網站撰文稱,這是2019年最荒唐的上市鬧劇。

勇敢還是輕率?孫正義走下神壇

WeWork讓投資人軟銀CEO孫正義走下了神壇。眾所周知,孫正義投資阿里巴巴的2000萬美元,獲得了600億美元回報,這已經成為風投界經典中的經典。他自己也曾以700億美元財富超過比爾·蓋茨,做了3天世界首富。

借助首個千億美元愿景基金,孫正義塑造了一個全球性的科技帝國,其投資的Uber、WeWork這些百億美元估值的企業星光閃閃,滴滴、餓了么等中國企業也風光無限。

孫正義看好WeWork,將其視為第二個阿里巴巴。根據券商CLSA和研究機構Bernstein的估算,過去兩年來,愿景基金和軟銀通過向WeWork母公司We?Company多次注資,投資規模近110億美元,獲得了近30%的股權,卻成為迄今為止孫正義最失敗的一筆生意。根據軟銀11月6日公布第二季度財報,軟銀第二季度虧損約65億美元,為14年來的首個季度經營虧損。WeWork這一筆就給軟銀帶來46億美元的損失,成為軟銀創業以來的最大一筆虧損。

孫正義罕見召開近2小時的財報會,承認他在WeWork上出現的投資失誤,表示尷尬和愧疚。除了WeWork,軟銀投資的Uber業績也在滑落。自5月份進行的首次公開募股以來,Uber的股價下跌了25%以上。截至9月末,愿景基金投資的88家公司中,有25家公司估值下降,造成愿景基金當季虧損89億美元,利潤同比下降347%。

問題出在哪里?分析家指出,軟銀的投資模式有問題。軟銀熱衷于投資“最瘋狂”“愿景最大”的公司,而這些公司經常犧牲前期盈利來換取市場規模,而且后期盈利的可能性也有問題,WeWork就是一個典型的案例。

警訊:一個公司的隕落意味一個時代的結束

對于WeWork的失敗,最振聾發聵的聲音來自摩根士丹利。摩根士丹利首席美國股票策略師邁克·威爾遜稱,WeWork首次公開募股的失敗標志著一個時代的結束。投資者已經表明,他們不再愿意為過度投資買單。在此之前,美國股市一直在為沒有實現盈利的IPO支付令人瞠目的估值。威爾遜稱,“在我們看來,為沒有實現盈利的企業提供慷慨資金的日子已經結束了。”

威爾遜還表示,這意味著科技企業和其他高增長軟件類股將面臨困境,并將給整體市場帶來壓力。風險最大的股票包括那些近年來推動股市升至高點的股票,因為投資者正在遠離動量股,回歸價值股。

事實上,華爾街已經感受到了這股寒風。Uber、Lyft等2019年上市的獨角獸公司都陷入了困境,上市之初均表現不佳,低于發行價。投資者在質疑它們何時會盈利,抑或是否會盈利。

5月10日,總部位于三藩市的網約車公司Uber在紐約證券交易所掛牌上市,每股定價45美元,募資規模約81億美元,成為2019年以來美股最大規模的IPO。當天Uber開盤價為42美元,收盤價為41.57美元,較發行價下跌約7.6%。按收盤價計算,Uber市值約697億美元,低于此前融資時的760億美元估值。

無獨有偶,Uber的競爭對手Lyft搶先一步于3月29日在納斯達克掛牌,成為第一家上市的網約車公司。當天開盤價為87.24美元/股,較發行價(72美元/股)上漲21.49%,但好景不長,上市第二日公開交易后,Lyft股價便跌破發行價,市值蒸發五分之一。公司的市值也跌破了兩百億美元大關,只有197億美元。

因此,WeWork的失敗,給市場留下了警訊,這些警訊是跨越企業、跨越行業,甚至跨越相當長的一段時間的。

第一,回歸基本面,更重視盈利能力:華爾街曾經飽受過網絡泡沫時代只看點擊量、不盈利之苦,如今不能好了傷疤忘了痛。稅收和金融咨詢服務公司BDO的保險合伙人凱文·比安奇表示:“回顧今年的幾宗IPO,一些公司的增長預期并不匹配。”“對于下一波獨角獸企業來說,利潤率將變得越來越重要。不惜一切代價實現增長的步伐將會放緩。”

第二,關注管理團隊,更重視公司治理。分析師發現,WeWork?企業架構令人擔憂,整個公司的權力幾乎全部集中在諾依曼一個人身上,對于一家公司而言,這意味著很大的風險。尤其是諾依曼行事張揚,生活奢侈。《福布斯》將不到40歲的諾依曼列為全世界最富有的人之一,擁有約41億美元左右的資產。目前被媒體曝出的諾伊曼擁有的豪華房產就有6處,購入時的總價值約在9000萬美元,分布于紐約州和加州的數個昂貴地段。另外,諾依曼2018年花費了6000萬美元為自己添置了豪華私人飛機。

研究公司RapidRatings董事長兼首席執行官詹姆斯·蓋勒特說,基于WeWork的教訓,在2020年,公司治理將比盈利能力更為重要。創業投資公司Insight?Partners的董事總經理隆恩·賈菲也說:“毫無疑問,我們更加關注治理和誠信。它是所有后期公司高級管理團隊的前沿和中心。”

第三,反思共享經濟,尋準可配置資源。WeWork的失敗,不僅其所處的共享辦公產業面臨拷問,連帶共享經濟本身也被質疑是否還有未來。前幾年,共享經濟躥紅,大批打著共享經濟招牌的創業項目如雨后春筍般出現。然而,在短短一兩年后,多數共享經濟項目都宣告失敗,并造成了巨大的社會資源浪費。WeWork只是一個最新和最大的例子。雖然簡單地宣布共享經濟的死刑,未免過早,但WeWork清楚地說明,并非所有東西都可以共享。具體到辦公場地,一是沒有大量閑置資源,尤其是沒有大量低成本的閑置資源;二是需求不穩定,容易受經濟周期的影響,共享起來就難上加難。相反,如果像汽車一樣,有大量閑置資源,有穩定市場需求的,就有成功的可能。

總之,如果說WeWork?的隕落,表明了一個時代的結束的話,這并不是風險投資時代的結束,而是過度投資時代的結束;這不是創新時代的結束,而是以創新為名,圈錢為實時代的結束;這不是共享經濟的結束,而是以共享為名,燒錢為實時代的結束。因此,這個時代的結束,不是值得惋惜,而是值得慶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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